發布時間：202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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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京中關村的一間實驗室里，陳家鏞站在高壓釜前安靜地等待浸出銅的化學反應完成，有關反應的時間、溫度、試劑濃度的各種參數在他腦子里高速運轉——這是一個只屬于科學的私密空間。
之后，他又用蒸汽將高壓釜中得到的銅氨溶液進行蒸餾。神奇的是，溶液的藍色漸漸褪去，黑色的氧化銅沉淀出現。至此，1957年，35歲的陳家鏞完成了“氨浸法”回收尾礦中銅的初步探索，也是他開創濕法冶金學科走出的一小步。
陳家鏞終其一生在冶金反應動力學、化學反應工程、化工和礦物分離、生化工程、粉末材料等研究領域都作出了突出貢獻，直到2019年8月26日安詳離世。生活中的他寬厚待人、無私敬業，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先生”。
2月26日，在陳家鏞誕生100周年之際，中國科學院過程工程研究所（以下簡稱過程工程所）舉辦紀念座談會，追憶他的科研人生。
“點石成金”
今天的化工和冶金領域學者都喜歡用“點石成金”來總結陳家鏞的本領。他第一次練就“點石成金”的“魔法”是在云南東川銅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相關部門經由地質勘探得出東川銅礦純金屬銅可以達到196萬噸的好消息，同時也得到浮選后剩下的尾礦含銅量很高、采冶將導致嚴重浪費的壞消息。1956年，如何讓尾礦變廢為寶、將原礦石“吃干榨凈”這一道世界難題，直接擺在陳家鏞面前。
當時，陳家鏞剛剛回國擔任中國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以下簡稱化工冶金所，即過程工程所前身）濕法冶金研究室主任。他開始從過去積累的化學反應動力學和熱力學知識入手，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很快在中關村化工冶金所實驗室里完成了“氨浸法”的小型實驗。
接下來，就要把實驗室可以實現的化學反應，通過原料試劑、反應容器的“放大”過程搬到工廠車間中。1959年10月至1960年5月間，陳家鏞帶領團隊只用了半年多時間，在中關村進行了小型實驗和中間試驗打通了氨浸流程，為下一步在東川建立中試車間奠定了基礎。
此后，遠赴云南東川成了陳家鏞工作的日常，和工人同吃同住，一待就是幾個月。“陳先生到云南‘下廠’，生活很艱苦，經常裹著衣服就地睡覺。”中國科學院院士、過程工程所研究員李洪鐘在此次紀念會上說。
而“下廠”的過程路途輾轉，需要先到貴州坐汽車，再坐窄軌小火車到昆明。曾陪同陳家鏞“下廠”的過程工程所研究員楊守志在2014年發表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陳先生放棄乘飛機，與大家同乘火車和長途車，經長途跋涉抵達云南昆明，屈指算來用了五天時間，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大躍進’的速度了。”“（他）有一次在昆明來東川的公路上遭遇車禍，所幸并無大礙。”
1962年下半年，陳家鏞領導的試驗完成，濕法冶金技術在東川銅礦真正進入生產應用。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利用加壓氨浸技術回收銅，直到現在該項技術仍在工業化應用。
此后，陳家鏞又在云南墨江氧化鎳礦、進口高砷鈷礦以及國內多金屬共生復雜鈾礦等礦石中提取金屬，不斷開拓濕法冶金新局面，成就“點石成金”的絕招。
一股“狠勁”
如果追溯陳家鏞青年時的人生軌跡，就會驚訝地發現，讓他功成名就的濕法冶金并不是他的本行；在遇到東川難題之前，他甚至連礦石都沒有碰過。
陳家鏞內心深處有一股“狠勁”。1956年8月，正當陳家鏞夫婦和兩個女兒放棄美國優厚的待遇和條件毅然決定回國，即將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到祖國之前，他收到著名冶金學家葉渚沛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邀請他回國后到正在籌辦的化工冶金所工作，主要是做冶金反應動力學研究。
陳家鏞對葉渚沛的信任是二人在“愛國”上產生的共情。“20世紀40年代，我還在中央大學念書，許多工科專業的學生都知道有一位歸國華僑葉渚沛先生，充滿愛國熱情。”在一篇懷念葉渚沛的文章中，陳家鏞這樣寫道。
“自己從來沒有涉及冶金工業，恐怕需要多花些時間學習才能勝任。”陳家鏞很快接受了葉渚沛的邀請，干了起來。1956年到1958年，剛起步的兩年里，陳家鏞對自己挺“狠”。為了盡快掌握我國礦產金屬的方方面面，他專門請木工做了一個卡片箱，將金屬元素按照金、銀、銅、鐵、錫等分類，把文獻上查到的有用信息都仔細記錄在小卡片上，反復看、反復學。很快，他在與同事們談論其中某種礦石的特征時，居然可以將礦石的性質和可能含有的金屬娓娓道來。
這個卡片箱像“老伙計”一樣，一直放在他辦公室進門的顯眼位置陪伴著他，盡管“飽經滄桑”，但一直保存完好，如今仍在過程工程所綠色過程與工程實驗室收藏。
更早一些，1944年，“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陳家鏞在位于重慶沙坪壩區的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任助教期間，還試制成功滴滴涕（DDT）。這種有機物1935年首次合成制備，用于有效殺蟲，其發明者瑞士化學家米勒在1948年獲得諾貝爾獎。
“那時外國人不讓中國人知道DDT是怎么制造的，搞得很神秘。”陳家鏞回憶，“其實不是因為我的技術能力比別人高多少，而是得益于我膽子夠大，敢想敢做。”
實際上，這股“狠勁”在他童年時就埋下了種子。親歷抗日戰爭的陳家鏞曾表示：“從上小學五年級開始，日本的軍事侵略和大量傾銷工業品的經濟侵略，激發了我工業救國的強烈愿望……就立志要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努力奮斗。我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實踐自己的諾言！”
憑著這種帶著愛國底色的“狠勁”，20世紀70年代、80年代，陳家鏞為解決國防急需，在我國最早利用濕法冶金的原理和技術開展金屬粉體制備的研究，研制出一大批適合不同需要的復合金屬粉體。
后來，針對國家在廢氣、廢水、廢渣方面的“三廢”治理問題，陳家鏞率先提出“清潔生產”的概念，要求對濕法冶金用水循環利用，減少污染排放，對廢渣合理應用，取得了顯著的技術經濟效益，為化工、冶金、能源、資源等企業提供科技支撐。“如今在國家‘雙碳’戰略的背景下，陳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提出的這個概念，更具有前瞻性。”中國科學院院士、過程工程所所長張鎖江在此次紀念會的致辭中表示。
“嚴師慈父”
陳家鏞一生桃李滿天下，學生們都說他是“嚴師慈父”。
說他是“嚴師”，是因為他在學術上的要求近乎完美。福州大學教授鮑曉軍1986年至1990年期間在陳家鏞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中公式推導很多，陳先生為了檢查我的工作，選取了論文的一章，把我喊到辦公室，當場讓我推導了全部公式。”此次紀念會上，鮑曉軍回憶起師從陳家鏞的點點滴滴。
就這樣，鮑曉軍的博士論文順利過關，但他參與編寫《化學工程手冊》和《濕法冶金手冊》時被陳家鏞“無情”地打回來。“陳先生非常嚴謹，要求書中所有的公式都是國際單位制，為此我花了很長時間修改，才完成了要求。”他說。
在學術之外，陳家鏞扮演著“慈父”的角色。許多學生、同事深有體會的是，陳家鏞寬厚待人，對人都是和和氣氣，從不用語言刺傷別人。
身在海外的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聯合創始人、副總經理毛慧華在紀念會上線上發言時說：“我1984年開始在陳先生指導下讀博士研究生，當時我們每周都有和陳先生一對一學習討論的機會，有幸能夠得到陳先生很多教誨。他在科學上求真、求實的嚴謹作風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是我們永遠的導師！”
中國科學院院士、蘭州大學校長嚴純華說，第一次見到陳家鏞是在1982年。“我是幫我的導師徐光憲先生送信給陳先生，感受到的是先生對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的謙遜，讓我落座，熱情懇切地問長問短。”此后，雖然沒有正式拜在陳家鏞門下，但他在從事有機萃取和稀土分離的學術道路上，一直受到陳家鏞的引領。
嚴純華深情表示：“陳家鏞先生一生都在把對黨的忠誠、對國家的熱愛用科學家特有的一種非常純粹的方式表達在自己的言行中，也深刻影響著同事、教育著學生，是真正的‘大先生’！”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 2022-02-28 第1版 要聞）